◆鄭重 【作者簡介】 鄭重在上海《文匯報》從業40年，現退休在傢，寫一些回憶老同事、老朋友的文章，歇腳為安。 雪還在下著，按照約定時間，我到瞭後海南沿，取張伯駒老人為我題就的《西湖小景》。收拾好畫卷，將要離開時，伯駒老人像是自言自語：“此卷能找夏承燾題跋就更好瞭。” 伯駒老人的話正是我心中想著的事。既然是畫西湖景色，總得找幾位和西湖有關的人題跋，伯駒老人雖然不是杭州人，但他畢竟在西子湖畔行吟多日，湖水拍窗使他難以入眠，我也正準備南歸後攜卷去杭州，請沙孟海、夏承燾、陸維釗等幾位前輩作題呢。我隨即向伯駒老人說出我的打算。 “夏承燾就在北京，你去找吳無聞啊。”伯駒老人的聲音仍然是很低沉地說著。 呵，吳無聞，不正是我們《文匯報》的駐京記者嗎？她常用的名字是吳聞，在“文匯人”中，她算是前輩瞭，很少有人知道她原來名叫吳無聞。據說，1947年，她曾在《文匯報》工作瞭短暫時間，因《文匯報》被國民黨查封之後，她就離開瞭。我確切知道，1949年，徐鑄成在籌辦《文匯報》在上海復刊時，吳聞和浦熙修一起受聘於《文匯報》。 文匯報社，特別是北京辦事處出人才，除瞭被毛澤東稱之為“能幹的女將”浦熙修，還有在她領導下的姚芳藻、吳聞、朱嘉樹。1956年，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在北京訪問時，她們三位聯袂采訪，特別那篇把蘇加諾遊園活動寫得聲容並茂的通訊，在京華新聞界獨樹一幟，連毛澤東都為之稱贊。 在我的印象裡，吳聞沉靜寡言，即使說話也是細聲細語，性格溫婉。除此之外，對她知之甚少。還是在多年之後，我在準備寫《毛澤東與文匯報》這本書時，逐頁翻閱《文匯報》，凡是著有“本報記者”名字的文章，我都一一讀過。從報紙上，我才發現她最活躍的時候，還是在1957年夏季之前，她寫瞭許多通訊報道，有醫生、有教師、有演員、有科學傢、有社會科學的學者，在文化的諸多領域中，都留下瞭她的采訪足跡。到1957年夏季，吳聞的名字就沒有出現在報紙的版面。她似有預感，不再寫稿和不再做采訪報道，就是報社內的鳴放會上，她一言不發。在反右派時，文匯報北京辦事處，從主任浦修熙到記者梅朵、姚芳藻、朱嘉樹、謝蔚民、楊重野、劉光華都被打成“右派分子”。到瞭1957年7月，又看吳聞寫的幾篇報道，寫的都是北京辦事處批判浦熙修的會議內容。可以設想，北京辦事處隻有她一人還沒有被剝奪寫新聞報道的權利，寫作這類文章的擔子當然要落在她的肩上瞭。到瞭1959年以後，報紙的版面上再也沒有出現過“本報記者吳聞”瞭。 從報紙的版面上，我似乎聽到吳聞藏在內心的聲音：“我不說瞭，不寫瞭，也不幹瞭！”這是在那個時代裡的知識分子，特別是一個新聞記者自我完善的辦法。雖然如此，吳聞並沒有停止和外界的聯系，從一些跡象表明，她仍活躍在學術界。1959年，學術界曾興起對美學問題的討論，有的文章談“山水美”。張庚寫瞭《桂林山水——兼談自然美》，發表在6月26日《人民日報》上，上海學術界曾圍繞張庚的文章舉行座談。張庚就讓吳聞通過《文匯報》瞭解座談會的情況，她就寫信給沈國祥，請幫助把上海討論的情況告知她，並說《文匯報》也可以發表這類文章。那時的《文匯報》發表瞭幾篇北京學者寫的學術文章，是否由吳聞組織來的，就無從查考瞭。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時，吳聞組織紅學傢周汝昌寫瞭套曲，其中包括《雙調新水令》、《沉醉東風》、《得勝令》、《雁兒落》等幾折，發表在《文匯報》《筆會》專欄。吳聞對這幾折曲子愛不釋手，並講瞭自己的見解，使周汝昌很興奮，似乎找到瞭知音，說：“國內已無人能作南北曲瞭。”此外她還組織周汝昌寫瞭有關中國古典詩詞評析的文章，發表在《文匯報》上。吳聞對《紅樓夢》讀得也較深入，這也是她和周汝昌經常交談的話題，把北京對“紅學”研究的信息傳遞到報社。和我在辦公室相向而坐的李立坤是吳聞的好友，她每次來上海，總要到辦公室和李立坤談些傢常，給我留下瞭淡淡的印象。 吳聞不但對南北曲有較高的欣賞水平，而她確實是一位女詞人。報社的人對此知之甚少。我也是在一個偶然機會中得知的。1965年2月，上海市第二女子中學高中年級的一位學生寫瞭一篇題為《茉莉花》的作文，描寫瞭人與花的情感交流，低徊婉轉，寫得很動情，也很感人。語文老師張珍懷把此文列為范文，為學生講解。但是，有的教師認為這是在向學生灌輸小資產階級情調，反映到《文匯報》社。我去市二女中把這篇文章拿到報社，總編輯讀後也很贊賞，為此在報紙上組織一場《如何評價和指導學生寫作文》的討論。這樣，我就和張珍懷老師熟悉起來瞭，彼此可以作些工作之外的交流。她告訴我：她和吳聞都是夏承燾的學生，在無錫國專時組織詞社，王蘧常為之取名“變風詞社”，夏承燾為詞社題名，張珍懷老師還告訴我，吳聞的父親吳莉賓，也是詞學傢，吳聞有瞭這樣的傢學，詞也寫得好。 後來，我就稱吳聞為“女詞人”，並要她抄幾首詞給我欣賞。她隻是淡淡地一笑，什麼話也沒有說，更沒有把自己的詞抄出來。 “文革”期間，文匯報社更是風風雨雨，在幾年的時間裡，吳聞和北辦的人都滯留在上海，有傢難歸。這時，我和吳聞見面的機會多瞭，得知她丈夫仇嶽希帶著“生不如死”的憂怨，在1966年自殺身亡瞭，但是她仍然是那樣沉靜，面色仍然是那麼平和，仍然是淡淡的審查瞭一段時間也沒有審查出她有任何問題，是不是因為有“我不說瞭，不寫瞭，不幹瞭”意志的主宰，使她有一個平安的結局呢？ 1972年的一天，劉群突然告訴我：吳聞和夏承燾結婚瞭！劉群也是北辦記者，1962年，北京“紅學”傢在北京刮起瞭尋找大觀園遺址的風，劉群以“本報記者吳柳”為名寫瞭一篇《京華何處大觀園》的名篇，在社會上迎來一片贊許聲。因為他是“脫帽右派”，平時不敢亂說亂動，由於我們有著共同的書畫愛好，常結伴去舊貨商店買舊的紅木鏡框和小文玩，心中有什麼話還敢和我說。後來，我向報社領導沈國祥求證，吳聞的確和夏承燾結婚瞭。一天晚飯時間，我買好飯菜在吳聞的對面坐瞭下來，舉起食堂公共的搪瓷飯碗和吳聞“碰杯”，說瞭一句祝賀的話，她仍然不說話，隻是會心地一笑。2017年，吳聞之子吳常雲告訴我：“母親於1972年退休後赴杭州，斷然與當時單身一人的老師夏老喜結連理。”那時她兒子常雲已大學畢業，留在學校待分配，她也就沒有任何牽掛瞭。 在那樣的年代，55歲的吳聞要和73歲的夏承燾結婚，在杭州成瞭驚世駭俗的新聞，滿城的風言風語。但他們並不遮遮掩掩，而且把結婚的日子選擇在“六一”兒童節。我並不瞭解吳聞和夏承燾從戀愛到結婚的歷史，隻是感受到她沉靜的內在力量，看到她對愛的追求和勇敢，像鮮花一樣在沉默中綻放瞭。 在雪花飛揚中，我帶著這些往事走進吳聞的傢，見到一代詞宗夏承燾。在青年時代就自稱“瞿髯”的詞翁，的確是瞿然清瘦，但並沒有像於右任、張大千那樣蓄著長髯，坐在書桌前閉目養神，即使來瞭像我這樣的客人，他也眼皮沉重，似乎懶得睜開。吳聞把畫卷打開，看瞭一陣，連同張伯駒的題跋放在書桌，說：這是謝稚柳畫的西湖，請你寫一個題跋。詞翁伏案，對畫卷凝神瞭一陣，特別註意張伯駒的題跋，就順手把畫卷推到旁邊去瞭。我沒有讀過夏翁的詞作，一時找不到閑聊的共同話題。 吳聞就招呼我到瞭另一個房間，她還沒有忘記當年在食堂裡以搪瓷碗“碰杯”相賀之誼，給我說起瞭她在西湖和夏承燾鴛鴦戲水的事。 1972年，吳聞還在報社的零印車間勞動，一位溫州的同鄉路過上海，向她談到夏承燾的遊夫人已經去世，一個人過著孤苦生活。吳聞聽瞭之後，隨即向報社請假去杭州看他。夏承燾和吳聞不隻是有師生之情，詞心相通，還有著通傢之誼，吳聞的哥哥吳鷺山，擅長詩詞，和夏承燾有著蘭禊之交。這樣吳、夏之間又多瞭一層兄妹之情。吳聞就以小妹、學生、詞友多重身份和夏承燾相戀，以詞傳情，夏承燾向她寄上《減字木蘭花》： 左班兄妹，風誼平生朝世世。風露何年，湖月湖船得並肩。 一燈樂苑，相照心光同繾綣。待學吹簫，無琢新詞過六橋。 詞的首句就點瞭吳聞的身份及兩傢之友誼，興奮的心情不亞於薑白石新娶小紅，所以末句用瞭薑白石的“自作新詞韻最嬌，小紅低唱我吹簫”的典故，他們不是泛舟苕溪，而是在西湖的六橋。顯然詞翁自比薑白石瞭。這不難理解，他不但詞有薑白石的風韻，而且著有《薑白石年譜箋稿》，一生在追尋薑白石。 吳聞也寫瞭一闋《減字木蘭花》作唱和： 雁書來去，字字殷勤傳細語。如此杭州，絳帳春風讀好求。 願春長久，莫把黃花比人瘦。攜手西泠，同唱新詞約月聽。 吳聞詞中“絳帳春是讀好求”，仍然是以學生的身份來讀老師的“好求”之詞瞭。 結婚之後，夏承燾孤身一人住在杭州，吳聞經常往返於京杭間進行照顧，很是不便。1974年，她幹脆把夏承燾接到北京在一起生活。在告別杭州前，他們又遊瞭西湖，除寫瞭西湖聯句《感皇恩》詞，吳聞還有一闋《減字木蘭花》，題目是“侍夏承燾夫子踏雪杭州西湖白堤”，詞曰： 長筇短笛，嘯傲湖山追白石。詞問箋成，說與梅舊月聽。斷橋雨路，抱樸仙翁招手去。不是仙翁，冰霜孤山一老松。 吳聞的這兩首詞，其意境不在宋人之下，更不在其師之下，才女風雅，說她是當代“女詞人”，是當之無愧瞭。吳聞還告訴我，她現在很忙，幫助夫子整理校勘文稿。 吳聞仍然是當年的那種沉靜，淡淡的，說話柔聲細語，但她瀟灑起來瞭，一切都很放松，臉上的肌肉也不像過去繃得那樣緊瞭。說到她的變化，吳聞告訴我：你還不知道吧，1957年之後，我就是聞名的懶蟲，報社的領導都知道我懶，不做事也不逼我。沒法做事，以懶得之。我現在不懶瞭。 噢，我覺得此時才算讀懂瞭吳聞。 回到書桌前向詞翁告辭，他隻是揚揚手，沒有說話。吳聞對我說，麻煩你，你改天再跑一次吧。 10天後，采訪工作結束，準備回上海，我又去瞭吳聞的傢。詞翁坐在案前翻書，畫卷就放在手邊，我先鞠躬道謝，詞翁卻出語驚人，說：“謝稚柳的畫，我不題。”吳聞取瞭畫卷，徐徐展開，原來已經題兩首絕句： 別有詩心畫不成，聽人吹笛過西泠。夢中巖漱茫茫綠，枕角吳山宛宛青。斷雲別我向西峰，繞過孤山卻又逢。正有一詩無覓處，杖頭飛墮風林鐘。 沒有署上款，隻寫瞭他自己的款識曰：“西湖雜詩兩首，夏承燾八十二歲。”顯然這兩首詩是他的舊作，不是專為此卷而寫，但他還是動瞭一番心思的。我又一次感謝地說：詩意很好。他說：“不好，謝稚柳不給我畫畫，我也不題他的畫。”詞翁有些像小朋友賭氣，令人不得要領，我看看吳聞，她說：“這兩首詩是夫子抄瞭送給你的，不是為題這個手卷作的。”雖然如此，詞翁送給我一本新出版的《唐宋詞欣賞》，並在扉頁題寫“明昭同志正，夏承燾奉”，“明昭”是我原來的名字，是我讓他這樣寫的。 雖然如此，我還是帶著很大的滿足，攜卷回到上海後，即去看望壯暮翁謝稚柳。壯暮翁看瞭張伯駒的題跋，稱贊說詩的情意很真切；看瞭詩後夏承燾的題識，說：這位老兄還是書呆子。我說瞭見到夏承燾時的情景，他爽朗地笑瞭起來，說：他有一本書出版，來信叫我畫封面，我沒給他畫，他生氣瞭。壯暮翁說時的表情帶有一點調皮的味道，就像小弟弟逗大哥哥。 兩翁之間孩子似的表現後面，深深地隱藏著夏、謝兩傢的兄弟友情。1926年，謝稚柳之兄謝玉岑執教永嘉，與夏承燾同校共事，兩人都以詩詞聞名於世，惺惺相惜，夏承燾稱之為“平生第一知己”，結為莫逆之交。謝玉岑有《永嘉雜詠》多首，其中一首是贈夏承燾之作，為“清奇雁蕩數東甌，秀發青衿麗句收。才子敢隨黔夏後，八聲檀板唱甘州。”謝玉岑在詩後自註雲：“黔夏謂瞿禪，所作《八聲甘州》，頗為浙生傳誦。”謝稚柳在少年時代就與夏承燾相識瞭。謝玉岑離開永嘉時，作詞《南浦》與夏承燾惜別，詞中有句雲：“回首池塘青遍處，一夜離情都滿。何時杖燕還逢，說賺人詞賦，長卿應倦。”在這以後的時間裡，夏、謝不常相見，隻是以信相慰藉，夏承燾說：“別十餘年，書問往復無虛月，其為詞，每俾予先讀。”彼此寫下書信一百餘通，切磋詞意。此時，夏承燾正在編撰薑白石詞疏，謝玉岑給他寄來參考資料，夏承燾《天風閣學詞日記》，屢屢提及謝玉岑；謝玉岑作畫，亦多由夏承燾題識。謝玉岑在病中，仍作詞《憶永嘉舊遊》致夏承燾，夏承燾赴常州問病。1935年，謝玉岑因病去世後，謝稚柳曾致信夏承燾，請幫助提供玉岑遺稿。謝、夏的詞風都與薑白石相近，和薑白石的情況也差不多，都是以詩為詞，後來詩名為詞名所掩。自謝玉岑逝世後，夏承燾詞齡長達50年之久，詞風由吳夢窗轉向東坡和稼軒。憑著謝玉岑與夏承燾的友誼，如果謝稚柳不是以小弟弟的任性，給夏承燾畫瞭新作的封面，在《西湖小景》的卷後，詞翁肯定會興致勃發，寫出一闋很好的詞來。要不是吳聞的面子，恐怕以往的詞連舊作也不願意抄上去的。他們都很有性情，各自任性，多可愛。 夏承燾於1986年去世，隔年，吳聞將其靈骨落葬於浙江千島湖。吳聞寫瞭《賀新涼詞》，更見女詞人本色。詞曰： 幽絕湖堤路。最關情、輕梳白羽，一行鷗鷺。飄渺間雲羨峰頂，似有仙槎來去。拍手招，詞翁同住。千島回環拱一墓，蕩晴波，萬頃涵叢樹，春不老，人千古。 平生心在林泉處。記流連，西湖北雁，竹筇麻屐。喚取桐君與嚴叟，還有南鄰神姥。共商酌，詩詞雋句。我有離愁如絮亂，任天風，吹夢成煙霧，鵑語咽，四山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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