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21期封面:蒙古有多遠



本刊記者易萱 張帥/文

編者按:

日前,蒙古國駐華大使透露,9月3日中國抗戰勝利日紀念活動中,觀禮者將包含蒙古國高層領導人,閱兵外軍方陣裡也將有蒙古軍人的身影。

作為二戰後“雅爾塔體系”的一部分,蒙古於1946年即被國民政府承認獨立,而在共和國成立僅半個月,中蒙就建立瞭外交關系。兩國曾有過“兄弟般”友好關系的“蜜月期”,也曾因中蘇交惡影響,有過長期“關系緊張”的“冰冷期”。去年8月,習近平主席訪問蒙古後——時隔11年後,中國最高領導人的再一次蒙古之行——兩國關系提升到“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系”。

但這個與中國陸地相連最長的鄰國,對中國普通人來說,卻是陌生的,甚至因為歷史糾葛,還會有著一種特別的情愫。因而,蒙古民間某些“反華排華”之聲乃至個別極端做法,於中國人的“友邦驚詫”之感,也就不難理解瞭。

對中國來說,蒙古那麼近,似乎又那麼遠。

藍天白雲下,吉普車隊快速駛過,打破瞭草原的寂靜。

1950年7月,共和國首位少數民族大使吉雅泰(蒙古族),以這種特殊的交通方式,前往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赴任。大使乘汽車赴任,共和國外交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。

8億援助

“蒙古是我國領導人訪問最多的鄰國之一。我們駐蒙古大使很榮幸,每一任大使基本上在任內都要接待我國國傢主席或總理訪蒙,有時一個任內有兩三位領導人往訪。”中國前駐蒙大使黃傢騤說,“進入21世紀,隨著我國領導人訪蒙的增多,特別是習近平主席(2014年)訪問後,蒙古對中國的宣傳有瞭改觀。全面戰略夥伴關系要真正落實,政策互信是必要的。加強跟蒙古國的聯系,是中國一貫的方針;而蒙古則把與俄國、中國關系均衡發展作為外交政策的主要方針。均衡,蒙古語叫‘特格希’,意思是‘平等的’。”

更早之前,中國與蒙古曾經有一段關系密切的蜜月期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剛半個月,中蒙就建立瞭大使級外交關系。

1950年初,中國和蘇聯在談判簽訂《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》時,蘇方希望在條約中強調“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地位”問題。“當時在莫斯科訪問的毛澤東對中方主持談判的周恩來說,外蒙古的獨立已成事實,既然蘇聯人堅持,那就由他們吧,但不要在友好條約中體現出來。”駐蒙使館前二等秘書孫一先曾回憶。

由於蒙古國國內勞動力短缺,在會見吉雅泰時,蒙古總理喬巴山直接提出,希望中國“幫助解決勞動力的問題”。

因為朝鮮戰爭,中方的回應晚瞭幾年。1954年油煙處理機價格11月16日,時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烏蘭夫率團訪問蒙古。臨行前,總理周恩來致電時任駐蒙古大使何英,讓他與蒙古方面接洽,“希望瞭解蒙古在輕工業、手工業和勞動力方面的困難,以及我國可能給予何種幫助。”

時任蒙古總理澤登巴爾列出的要求是:“希望中國在輕工業、手工業、農業技術及勞動力方面給予幫助。大致需要1萬工人,最好在1955年春耕前來一批,並帶傢屬,居留期限越長越好。”他還提出瞭特別請求,要中國的“翻譯、醫生、教員、政治工作人員也同時來”,“工人的工資和匯款問題,因為我們財政薄弱,不客氣地說,我們希望中國工人的工資都用在蒙古,不寄回中國”。

中方很快答應瞭蒙古的請求,次年4月7日兩國正式簽訂《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派遣工人參加蒙古人民共和國生產建設的協定》,這是中國經濟援助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勞務輸出。蒙方則組成瞭以政治局書記杜固蘇倫為首的工人接待委員會,負責中國工人來蒙事宜。

“整個(援建)過程中,蒙方隻是提供水電、警衛等保障,以及少量由中建公司雇用的小工。施工人員的生活保障,從米面等主食到一般副食品和日常生活用品,基本上都是由中國國內提供的。中方施工人員全都住在封閉的工地院子內。”前駐蒙大使張燦明說。

1955年4月至1960年,中國平均每年派出約9000名工人到蒙古援助建設,其中1960年曾達到1.6萬人。

除瞭派人,還有“送錢”。僅至1960年,中國就已給予蒙古超兩億盧佈(舊盧佈,約合8億人民幣)的無償援助和貸款。用這些援助款,中國工人為蒙古建成瞭工廠、發電站、橋梁、住宅等等項目。

黃傢騤回憶,“漫步在烏蘭巴托通往那萊赫煤礦的公路,看著和平橋、百貨大樓、體育館、體育場、‘大天口’國賓館、友誼醫院(現創傷醫院)、‘培才’學校(現財經學院)等建築,不少蒙古朋友熱情地向我說,‘這些都是(19)50年代和60年代中國工人建設的。’”

“蒙古政府對中國工人的評價也很高。”張燦明說,1958年3月,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政治局曾稱贊援蒙中國工人,“對蒙古社會主義建設給予的幫助具有重大的意義”。

但就在此時,來自北方的寒流吹來。

寒自北方

1965年11月4日,中國在蒙古北部色楞格省援助建設的東佈大橋建成通車。竣工典禮上雖然彩旗飛揚,但是中蒙雙方典禮代表臉上的表情,卻像蒙古寒冷的冬天。

此時的中蒙兩國,雖然仍維持著外交關系,但隻保留貿易、鐵路、氣象等少數部門的往來。

這一變化,源自蘇聯。

1960年6月,蘇聯公開反華以後,地處於兩個大國之間的蒙古在政治、軍事、意識形態等方面,明顯地站在蘇聯一邊。

蒙古人油煙靜電機民革命黨,是繼蘇聯之後世界上第二個執政的無產階級政黨。蘇聯給予它的支持舉世公認,而對它的控制也絲毫沒有松手。

1944年,尚未得到獨立承認的蒙古當局,廢棄瞭成吉思汗時代創立的蒙古文字,改用斯拉夫語系中的俄文字母(個別字母由蒙方自己創造)為基礎的新蒙文。到1960年代,蒙古教育大綱又硬性規定,從小學四年級起,必須學習俄文。蒙古國立大學的某些課程及其所屬的綜合技術學院的全部課程,都用俄語講授;為各門課程規定的教材和參考書,也都是蘇聯出版的俄文書籍。此外,蒙古政府每年都要派出大批留學生到蘇聯,而這些留學生歸國後,絕大部分都能進入重要崗位。1970年前後,蒙古各省的省委書記,三分之二是在蘇聯共產黨中央高級黨校學習畢業的。

“當然,留蘇學習回國的人,不一定都親蘇,蒙古知識界有形無形地拒絕著蘇聯的文化滲透。使館同蒙古外交部電話聯系事務時可講俄語,但正式約見從不講俄語,我還註意到蒙方的記錄員用的是老蒙文。”孫一先曾回憶。

古老的“結親政策”,也被蘇聯拿來控制蒙古。據孫一先回憶,1960年代的蒙古中層幹部,15%—20%的夫人是蘇聯人,而高層領導娶蘇聯人為妻的,更是大有人在。蘇聯“夫人”嫁給蒙古官員之後,仍然保留蘇聯國籍,按規定都要按時到蘇聯駐蒙古大使館去“談話”。

其中最為典型的是澤登巴爾夫婦。澤登巴爾1940年留學蘇聯畢業歸國並取得高位之後,蘇蒙雙方領導人撮合,將當時莫斯科衛戍司令費拉托夫中將的女兒阿娜斯塔霞·伊凡諾夫娜·費拉托娃嫁給瞭他——在澤登巴爾主政時,她的名字經常排在一些部長級領導人的前面,而澤登巴爾則亦步亦趨,跟隨蘇聯。

1963年,時任蒙古共產黨第一書記的澤登巴爾發表講話,攻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。同年12月,蒙古共產黨第十四屆五中全會做出反華決議。1964年4月,蒙古國政府更是撕毀瞭勞動力援助協定,要求上萬名中國專傢、員工及其傢屬,三個月內全部離境。

政治上的日益對立,不可避免地影響到瞭經濟合作。

1967年4月,蒙古政府照會中國政府,宣佈不再承擔與中國建築公司的有關義務——即全面中止中國對蒙古國的經濟援助項目。並且,蒙古政府對需要入境的中國專傢、員工不再發放入境簽證的措施,使得1967年春季起,援蒙中國工人再無法進入蒙古國。

繼續對援蒙項目進行施工已不可能,但是工地還有大批施工設備和建築材料,如果在蒙留守人員回國,那麼從達爾汗、東哈臘到烏蘭巴托十幾個經援項目將無人控制,所以他們隻能堅守。

由於蒙古政府以留守職工已經失去在蒙古國居住的“法律根據”為由,斷絕瞭他們的生活供應。在時任駐蒙使館經濟專員王琨組織下,留守人員自己養豬、養羊、養雞;自建暖棚,種出大白菜、西紅柿、黃瓜、青椒;自己輪流動手做飯,取暖燒爐子,夜間點蠟燭,大小便到露天廁所,生活相當艱苦——到1973年還剩82人。

王琨也曾把留守專傢情緒不穩的問題向國內匯報,並提出“敵人不趕不走,祖國不召不回”的口號。報告到瞭國內,後一句“祖國不召不回”被劃掉瞭,隻剩下一句“敵人不趕不走”。這就意味著,回國的時間表完全掌握在蒙方手裡。

“8.9”事件

1966年5月,文化大革命爆發。蒙古報紙對北京發生的事情,起初是客觀報道,後來就加上瞭自己的評論,字裡行間有一股掩飾不住的幸災樂禍。

據黃傢騤介紹,在上世紀60年代兩國關系最困難的時期,蒙古報刊上攻擊中國的文章每年至少也有一兩千篇。大都使用“毛主義”、“大國沙文主義”、“社會帝國主義”、“霸權主義”等詞語。

另一邊,國內的“革命”氣氛也影響到瞭在蒙古的中國工人。在部分職工的號召下,1966年10月間,烏蘭巴托一建築工地上的一些職工佩戴毛澤東像章、紅衛兵袖章,手舉紅寶書,準備分乘數輛卡車到烏蘭巴托市遊行,宣傳毛澤東思想——汽車裡面堆滿瞭鐵鍬鎬把,顯然已經做好瞭武鬥的準備。

得到通知的王琨,立即趕到建築工地,同駐蒙公司領導與專傢、職工協商。告訴他們:無事尚且可以生非,我們不能再授人以柄。經過溝通、妥協,職工接受瞭工地內遊行的處置,在駐蒙公司的領導帶領下在工地內轉瞭幾圈。

而在1967年8月9日的北京,發生瞭一件對中蒙關系影響更為嚴重的事件。

這天上午,蒙古駐華大使夫人乘坐大使策伯格米德的專車,從坐落在東華門大街的友誼商店購物出來。司機啟動汽車時,車輪軋上瞭一張印有毛澤東像的海報。

剛好在場的紅衛兵怒火沸騰,高喊“侮辱偉大領袖毛澤東罪該萬死”“打倒蘇修的走狗蒙古修正主義”,圍上專車,把蒙古司機揪出來質問、批鬥。過程中,汽車被掀翻、點燃。消防車趕來時,大火已把這部海鷗牌高級轎車燒得隻剩軀殼。

最後,蒙古司機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,寫下認罪書,後被驅逐出境——在二連浩特車站,他又站在高凳上被批鬥瞭一次。中國外交部亞洲司負責人則召見蒙古駐華大使,提出最強烈的抗議。

當晚,蒙古外交部緊急召見中國駐蒙古使館劉代辦,宣讀蒙古政府聲明,要求中國政府對火燒蒙古駐華大使汽車和侮辱司機一事承擔責任,賠償損失。劉代辦以未接國內通報、不瞭解事實真相為由,予以拒絕。

第二天,駐蒙使館全體和駐蒙古各單位領導緊急開會,佈置應急措施。據孫一先回憶:“駐蒙古使館內部沒有任何防衛設施,一旦被沖擊,隻能是靠人力抵擋。大傢紛紛表示決心,誓死保衛使館,寧死保守機密,人人的神經都極度繃緊。”

8月18日,中國外交部再次召見蒙古駐華大使,對蒙古政府9日聲明靜電除油煙機價格做出強烈反應,並告蒙古當局,“對中國人民所犯下的每一樁罪行,中國人民一定要清算的。”

然而,後來的實際發展並未如預估般嚴重。除瞭蒙方報紙刊登其政府聲明,以及發表反華文章外,未見彼方有任何沖擊使館或前來遊行示威的跡象,蒙古政府采取瞭克制態度。

但中蒙關系更進一步惡化,到瞭無可修補的地步。1967年9月30日,駐蒙使館國慶招待會上,蒙方最高來賓已由過去的一兩名政治局委員和部長會議副主席,降為外交部長與和平友好委員會主席,往年出席的一些友好人士全部缺席。10月,蒙古政府撤回瞭其駐華大使。

同年11月6日,蒙方舉行慶祝十月革命50周年大會,邀請各外交使團參加,時任臨時代辦孫一先和使館工作人員小毛與會。澤登巴爾在講話中,有大段反華內容,指名攻擊中國領導人。根據國內“有指名反華的內容,就應退席以示抗議”的指示,兩人當即退席。

次日,出席蒙古慶祝十月革命50周年節日閱兵和群眾遊行前,根據前一天情況,使館接到觀禮邀請的全體外交官開會決定:至少去三名蒙文譯員,仔細聽現場講話,有反華詞句時集體退場,繞行觀禮臺下,“我們十幾個人的退席抗議,會引起人們註意的”。

但出乎孫一先等人預料,蒙方領導人的講話中,並沒有反華內容。“我有點納悶,這樣的場合指名反華,不是影響更大嗎?”孫一先回憶,其後在閱兵方陣中看到蘇聯軍隊,他才有些明白,這是要中國使館的人親眼看看他們的軍事實力,以便向北京報告。“若今天反華,我們全都退席,他們就沒有示威對象瞭。”

不過,夾在兩個大國之間,蒙古也有自己的小算盤。在中蘇邊界武裝沖突之後,蒙古一邊在宣傳中緊跟蘇聯,叫嚷應該給中國以懲罰;另一邊不斷做出一些微小的友好表示,比如安排中國使館人員到其北部省份旅行。

中蒙關系,在北方寒流之下沉寂。

必須中國先走一步

1970年代初,雖然中國繼續批判蘇聯“社會帝國主義”,蘇聯在中蘇、中蒙邊境的陳兵達到瞭1969年時的兩倍,但兩國關系其實已經逐漸緩和下來——蒙古迅速覺察到瞭變化。

1970年一個夏日,王琨乘坐的吉姆牌轎車行駛在烏蘭巴托市的道路上,由於司機不慎,將一蒙古小男孩撞昏。周圍聚集的蒙古人,旋即包圍瞭汽車。

本來不會說蒙語的王琨,突然想到中蒙友誼醫院的“醫院”一詞,高喊:“額莫呢勒克(蒙語,醫院)。”立即把孩子抱上汽車,與司機一起直奔中國援建的中蒙友誼醫院。萬幸孩子僅是暫時昏迷,並無大礙。王琨留小孩住院觀察,然後迅速安排司機乘第二天的火車離開蒙古。

在政治氣氛非常對立的情況下,一樁普通的交通肇事案件,王琨隻能處理得遮遮掩掩。

果然,三天後蒙古警方找上門來,調查肇事汽車,並下令拘捕中國司機。當得知中國司機已經回國時,蒙古外交部隻能向中國使館提出抗議,最終不瞭瞭之。

與“8.9”事件雷聲大雨點小相比,這一次,蒙古方連“雷聲”都不大。

此次交通肇事後不久,當年8月6日,蒙古外交部副部長雲登突然約見中國駐蒙使館呂代辦,正式提出改善兩國關系的五點建議:雙方重新互派大使;重新互換新聞記者;解決烏蘭巴托—北京通訊聯系不暢通問題;就蒙方接收中國援蒙在建未完項目事,雙方派代表團在烏蘭巴托會談;中方向蒙古移交友誼醫院和培才學校。雲登特別強調,因為是中國方面先調回駐蒙古大使,所以重新互派大使,必須中國先走一步。

同年10月14日,蒙古報紙發表澤登巴爾答英國《每日快報》記者問,表示蒙古政府希望同中國改善關系,準備重新互派大使,聲稱蒙方正在做出一切努力使同中國的關系正常化。

“10月以後,看到中國向蘇聯和東歐的大多數國傢陸續派出瞭大使,蒙古才真正著急起來,利用一切外交接觸試探我方態度,甚至表示隻要中方做個回答,馬上就考慮派出駐華大使,蒙古政府不願意做社會主義國傢中最後派出大使的國傢。”孫一先說。

但直到1971年6月,中方才通知駐蒙古使館,稱經中央批準,擬派許文益為新任駐蒙古大使。8月12日,蒙古通知中方,擬派文化部部長索蘇爾巴拉姆為新任駐華大使,並遞交瞭大使的簡歷。

至此,雖然蒙古當局尚未改變其對華基本政策,中蒙之間總算邁出瞭國傢關系正常化的第一步。

許文益於1971年8月20日即抵達烏蘭巴托,之後,就著手準備關於解決援蒙工程問題的談判,沒想到卻被林彪外逃、墜機溫都爾汗的“九一三”事件打斷瞭。

直到1972年10月,實質性談判才正式開始。“談判初期,雙方每次都要進行政治交鋒。”王琨在回憶裡寫道,“每次對方污蔑我們,中方都要予以反駁。甚至要求秘書組的同志每次預測對方會在哪些問題上誣蔑我們,怎樣反駁更準確、更有分寸。”

經過近半年的艱苦談判,到1973年3月23日,雙方最後達成協議:中方已建成和未完工程,總共折價40308410.13盧佈交給蒙方;援蒙友誼醫院和培才學校的房產,無償移交蒙方。

1973年5月,留守蒙古的82人,終於得以回國。

蒙古報刊上,攻擊中國的文章也在悄然減少。“大的報紙上,反華文章漸漸就沒有瞭。”黃傢騤回憶說,“蒙古歷史研究所所長達賴,他是我的老朋友,上世紀60年代寫過攻擊我國的文章。後來兩國關系正常化後,他在外交場合對我說:‘那時寫一些批評你們的文章是按照上面指示辦的,不寫不行啊。’”

“不要跟人爭論成吉思汗”

烏蘭巴托三十多公裡外,廣袤天空下,屹立起三十米多高、二百五十噸不銹鋼澆灌的成吉思汗像。

而在1980年代中蘇關系正常化之後,蒙古對華幾乎有瞭180度轉變。

1984年,澤登巴爾在回答日本《東京新聞》記者提問時談到,中蒙關系“符合兩國人民利益”,並說蒙古人民“尊敬偉大的中國人民”,蒙中兩國人民“有著共同利益和願望,這就是和平繁榮、互相尊重及和平合作”。

但急速回暖的中蒙關系,依舊忽冷忽熱。

1985年,中國《世界知識》雜志刊登瞭一篇介紹抗日戰爭的文章,並配發瞭一幅抗戰形勢圖,圖中顯示的中蒙邊界線用虛線標出。這條線隨即引發瞭中蒙之間一場不大不小的外交爭端。

當年5月16日,蒙古外交部新聞司司長額爾登楚龍緊急約見中國駐蒙大使李舉卿,對這幅形勢圖中的中蒙邊界線提出“抗議”。李當時表示,“尚不瞭解蒙方所談的情況”,但他同時也告知蒙方,那幅圖僅僅是根據1937年抗戰時期的實際情況進行標註,而且也隻是代表期刊作者自身的歷史觀點而已。

蒙方對歷史的敏感態度和強烈反應引起瞭中國的警覺,此後,我國的正式出版物中提法和地圖等材料都盡量小心謹慎。世界知識出版社的“各國概況”系列叢書中,“蒙古原為中國的一部分”這句話,到瞭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已經從蒙古分冊中悄然去掉。

1990年夏天,蒙古舉行瞭第一次民主化多黨制議會自由選舉——在蘇聯解體之前,蒙古已發生瞭根本性劇變。

民主化之後,蒙古公民擁有瞭集會結社、遊行示威的權利,1994年4月,出於對人民革命黨政府政策不當、官員腐敗和經濟滑坡的不滿,蒙古人再次走上街頭遊行,一些人在蘇赫巴托廣場支起瞭蒙古包“安營紮寨”,絕食以示抗議。恰逢時任中國總理李鵬即將訪蒙,有些極端者聲稱,要在其到訪時“踏出一條血路”。

駐蒙使館接到國內來電,要求作出判斷,多次開會也是爭執不下。有人認為“為瞭總理安全”還是延期進行訪問為宜,但大多數人覺得,說“踏出一條血路”的隻是少數狹隘民族主義者,蒙古人民的過激行為隻是內部矛盾。

最後得出的結論是“蒙古形勢相對穩定,近期內不會出現不可逆轉的事件”。果然,李鵬訪問的前一天,蒙古民主派代表人物貢其格道爾吉帶頭撤出瞭絕食隊伍,蘇赫巴托廣場恢復瞭平靜。

東歐劇變、蘇聯解體及經互會內部“經濟一體化”的瓦解,使得蒙古失去瞭往日的支柱。但“中國威脅論”與中蒙歷史糾葛,對蒙古而言,是心中糾結不去的疙瘩,使得兩國關系發展雖快卻又磕絆不斷。1995年11月10日,蒙古前軍報《獨立報》載文,設想本國有遭受外國入侵的8種可能性,其中6-7種皆來自中國或俄羅斯。而澳門回歸中國後,蒙古一傢大報又在其頭版頭條新聞中說:“港澳已回歸中國,在臺灣與中國統一之後,下一個目標就是蒙古。”

1999年8月,黃傢騤大使赴蒙古履新。“中國代表團每次來蒙古,我往往提醒他們:第一,盡量不要談及歷史;第二,不要談成吉思汗是誰的祖先;第三,晚上盡量不要出門,避免遇到一些極端的、不友好分子的襲擊。”黃傢騤說,在蒙召開的國際蒙學傢大會每次都邀請中國專傢,但中方隻參加文學語言部分,歷史專傢一般都不與會。2006年蒙古國政府舉行紀念“大蒙古國”建國800周年活動。蒙方原來希望邀請中國國傢主席前往出席,經過慎重考慮,中方派瞭一位政協副主席前往,“沒有發表正式賀詞”。

“沒有懸而未決的政治問題,敏感問題還是有”

蒙古85%的人口信教,並且藏傳佛教一直是主要宗教

也是在黃傢騤任內,臺灣當局一改過去拒不承認蒙古是獨立國傢的做法,並打算向蒙古“取經”,學習蒙古獨立的“經驗”。特別是陳水扁當政之後,多次會見蒙議員,承諾提供援助和接收蒙古來的勞務人員,雙方走得更近瞭。2002年,臺灣與蒙古互設代表處。

起初,蒙古官員在向黃傢騤通報時,說設立這個代表處目的是“協調非政府部門與民間組織的經貿活動”,不會進行“官方來往”。但後來黃傢騤發現,蒙古與臺灣設立經貿與文化兩個“中心”時,不僅有蒙方議員和烏蘭巴托市官員出席開幕式,臺方掛的牌子也是“臺灣”稱謂,並不符合中方要求的稱謂“臺北”或“中國臺北”。

當年7月,時任外交部亞洲司司長傅瑩訪蒙做蒙方工作,同時,黃傢騤也約見瞭蒙總統辦公廳主任、烏蘭巴托市長和總理外事顧問等官員,到瞭這個“中心”設立的兩個月後,8月2日,蒙方指示外國投資局把“臺灣”的牌子摘去,並解釋說,本來是以“臺北”字樣註冊的,但臺方單方面改成瞭“臺灣”字樣——兩天後,臺方牌子果然不見瞭。

比臺灣問題更棘手的,是達賴。蒙古85%的人口信教,並且藏傳佛教一直是主要宗教,蒙古政府對達賴訪蒙問題一直態度曖昧,認為這是“人民的願望”。1979年,蒙古率先打破與中國建交的社會主義國傢不邀請達賴往訪的慣例,首邀達賴訪蒙。

此後至2006年,達賴7次前往蒙古“講經”,盡管中國使館事先知道他會從韓、日、德三條渠道入蒙,但做瞭許多工作仍始終難以阻攔。2002年11月,達賴第六次訪問蒙古。早在3個月前,蒙方就非正式通報,這次訪問是由宗教團體邀請的,政府“無法出面幹預”,不請的話政府會受到底層群眾的“巨大壓力”,從而影響2004年大選。

黃傢騤當即表態稱,這是個涉及中國人民民族感情的原則問題,希蒙方慎重對待。可中方的表態和努力,依然沒能阻止達賴在中共十六大前夕抵達烏蘭巴托。

在其訪問期間,蒙古國立大學還授予其名譽博士的稱號,並且蒙電臺電視臺都作瞭報道。不過,整個蒙古官方報道顯得低調,沒有大加渲染,蒙古官方要員都沒有會見達賴,而達賴的講話中也未談及政治問題,顯然有關部門加以瞭一定的限制。

關於中蒙關系,有一句話是雙方所公認的:“中蒙之間沒有懸而未決的政治問題。”黃傢騤說,但“敏感問題還是有”。

●本參考資料:《在大漠那邊:林彪墜機真相》,中國青年出版社;《五進蒙古》,內蒙古大學出版社512F59CA568BB2D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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